第494章 老宅地窖里有东西在响

第494章 老宅地窖里有东西在响 (第1/2页)

慈善拍卖会定在礼拜六晚上，地点是城西一处民国老宅改造的私人会所。邀请函上印着“寰宇资本年度慈善晚宴”，烫金字体，纸张厚得像一块薄木板，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透着一股“我们不差钱但差品味”的矜持。苏砚把邀请函翻过来覆过去看了两遍，然后扔在桌上，说了一句话。
　　
　　“这家会所的前身，是我家的老宅。”
　　
　　陆时衍正在打领带的手顿了一下。他转过身，看着苏砚坐在床沿上，穿着一件还没拉上拉链的黑色礼服，头发半挽半散地垂在肩头，表情很平静，平静得不太正常。那张邀请函被她扔在床头柜上，烫金的字在台灯下反着光，照亮了她眼底某种很深的、被压了很久的东西。
　　
　　“你确定？”陆时衍放下领带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来。这个动作让他的视线比苏砚低了一截，不得不仰头看她。苏砚低头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角度很有意思——这个男人在法庭上从来都是俯视对手的，但在她面前，他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放低。
　　
　　“我在这里住到八岁。”苏砚说，“后来我爸公司第一次融资成功，换了更大的房子，这处老宅就改成了仓库。再后来公司破产，老宅被法院查封拍卖，买家是一个叫‘明德实业’的公司。”她顿了顿，嘴角浮起一丝冷笑，“我今天查了一下，明德实业的控股股东，就是寰宇资本。”
　　
　　陆时衍没有说话。他只是握住了苏砚的手，用拇指轻轻摩挲她的手背。他在等她继续说下去，因为经验告诉他，苏砚的话匣子一旦打开，里面装的从来不是情绪，是经过精密组织的事实。情绪是她用来压箱底的东西，只有在夜深人静、窗帘拉严、所有人都以为她已经睡着了的时候，才会悄悄地拿出来，一个人对着天花板翻看几页，然后在天亮之前重新锁好。
　　
　　但今晚不一样。今晚她主动把锁打开了。
　　
　　“我小时候，老宅后院有一棵枇杷树。”苏砚的声音变得很轻，像是怕吵醒什么不该吵醒的东西，“每年五月结果子，我爸会搬梯子摘下来，我妈在厨房里熬枇杷膏。枇杷膏熬好了装进玻璃罐里，我爸在罐子上贴标签，手写的——‘苏家秘制’，画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她的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弧度很浅，浅到不像一个笑，更像是一道被岁月磨得很薄很薄的印记，“破产之后，我再也没有吃过枇杷。”
　　
　　陆时衍把她的手翻过来，掌心朝上。苏砚的掌心里有一道很淡的疤痕，从虎口延伸到手腕，细如发丝，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陆时衍第一次注意到这道疤是在三个月前，当时他没问——苏砚不想说的事，问是问不出来的。但今晚他决定问。
　　
　　“这道疤，跟老宅有关？”
　　
　　苏砚低头看着自己的掌心，沉默了很久。久到陆时衍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她才开口。“查封那天，来了很多人——法警、债权人、搬家公司。他们把屋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往外搬，我在旁边看着。有一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拿着一个文件夹，站在客厅中央指挥，脸上带着一种很职业的、公事公办的表情，就像他不是在拆一个家，而是在清点一份快递。”
　　
　　她的声音没有颤抖，语速也没有变化，但握着她手的陆时衍感觉到了——她的指尖在一点一点变凉。
　　
　　“他让人把我爸书房的保险柜撬开，里面的文件一份一份分类归档。然后他走到了后院，站在那棵枇杷树下，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他说，‘苏博文完了’。”
　　
　　苏砚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把掌心那道疤亮给陆时衍看。“我当时躲在厨房里，手里攥着我爸的保温杯。保温杯是不锈钢的，杯口有一道卷边，很锋利。我攥得太紧了，卷边割破了手掌，血流了一地，我不敢出声，因为我知道那些人只要发现我，就会把我赶出去。我就蹲在厨房角落，看着自己的血一滴一滴滴在瓷砖缝里，心里想的是——苏博文完了。这四个字，我记了二十三年。”
　　
　　陆时衍没有说“都过去了”之类的废话。他知道苏砚不需要安慰，她只需要被听到。他把她的手翻回去，掌心贴上她的掌心，手指穿过她的指缝，握紧了。那道疤痕正好贴在他的掌纹上，两道纹路叠在一起，像是某种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解读的密码。
　　
　　“那个打电话的人，”陆时衍说，“你还记得他的脸吗？”
　　
　　“化成灰都认识。”苏砚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人，方脸，浓眉，眼角有一颗痣，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站在某个会议室的讲台上，正在发言。照片的背面有一行圆珠笔写的字，字迹潦草但力道十足——“1998年寰宇资本成立大会，周鹤年。”
　　
　　陆时衍接过照片，盯着那张脸看了几秒钟。他认识这张脸——周鹤年，寰宇资本的创始人兼现任名誉**，常年活跃于慈善圈和收藏界，对外的形象是一个“热爱传统文化的儒商”。在律所的资料库里，这个人的档案有半尺厚，但没有一条负面记录。干净的履历比肮脏的履历更让人不安，这是陆时衍做了十几年律师得出的结论。
　　
　　“拍卖会几点开始？”
　　
　　“晚上七点。”
　　
　　“还有三个小时。”陆时衍站起来，重新拿起那条没打好的领带，对着镜子熟练地绕圈打结，“够我们去一趟老宅的后院。”
　　
　　苏砚抬起头看他，眼神里有疑问。
　　
　　“枇杷树还在不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当年你爸在破产前夕，给自己最信任的律师寄过一封信。那封信的收件人，”陆时衍转过身，领带已经打好了，黑色西装衬得他肩线笔挺，“是我爸。”
　　
　　苏砚的手指猛地收紧了。她从来不知道这件事。陆时衍从来没提过。三个月的并肩作战，无数次的生死相托，这个比她肚子里的蛔虫还了解她的男人，居然把这么大一个秘密藏了三个月，藏在她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就像把一棵枇杷树种在客厅正中央却告诉她那只是一盆绿萝。
　　
　　“陆时衍。”苏砚站起来，礼服还没拉好的拉链在背后敞开着，露出两片蝴蝶骨，她的声音很平静，但那种平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海面上最危险的那种平静，“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
　　
　　“很多。”陆时衍的回答坦诚得让人没法生气，“每一样都跟今晚有关。每一件都跟周鹤年有关。但我之所以没有提前告诉你，是因为——”他顿了顿，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苏砚手里。
　　
　　那是一封信。信封已经发黄了，纸质很脆，上面贴着几张不同年代的邮票，每张邮票上的邮戳都模糊不清，但收件人的名字还看得分明——“陆远山律师亲启”。陆远山，是陆时衍的父亲。信封的右下角，落款处盖着一个红色的印章，印章上的字很小，苏砚凑近了才看清——“苏博文”。
　　
　　她的手开始发抖。这双签过千亿合同的手、敲过无数行代码的手、在法庭上握成拳头指甲几乎嵌进肉里的手，此刻捧着一个发黄的信封，抖得像是捧着一块烧红的炭。
　　
　　“我爸给你爸写的信。”
　　
　　“对。二十三年前寄出的，寄到我爸原来那家律所的地址。但我爸当时已经调到了另一个城市的分所，这封信辗转了三个地址，等到终于送到他手上的时候，已经晚了——你爸的公司破产了，你爸本人在取保候审期间突发心梗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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