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九章 亚瑟爵士真乃英国社会科学之先锋
第一百九十九章 亚瑟爵士真乃英国社会科学之先锋 (第1/2页)绿厅外的大门缓缓开启,步伐匆匆的范·普拉特手里抱着一卷公文走了进来。
“陛下,德·梅兰特伯爵求见。”
利奥波德皱了皱眉头,随后微微颔首。
他站起身,将茶杯放下,轻声对着侄子说道:“阿尔伯特,你在这里陪亚瑟爵士多聊聊,有什么需要的就吩咐王室秘书处,我先去处理一下内阁那边的事务。”
亚瑟和阿尔伯特见状,也站起身目送着这位国王离开绿厅,没有多做挽留。
毕竟他们也知道德·梅兰特伯爵是比利时的首相,首相一上午就跑来求见国王,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务亟待解决。
而根据亚瑟这几天从比利时报纸上看到的消息,弄不好就是那笔1200万法郎的铁路建设公债的问题。
利奥波德一离开,绿厅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窗外,布鲁塞尔微带潮气的风穿过高高的百叶窗缝,轻轻掀动了帷幔,连带着室内那盏镶着鎏金边的枝形吊灯也微微晃了一下。
亚瑟低头整理了一下手套,他看起来神情平和,却明显不像方才与利奥波德交谈时那般自如。
说到底,他与阿尔伯特毕竟不熟,彼此之间虽无成见,但也没有共事之谊,刚才在场有利奥波德从中牵线搭桥,两个人还能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上几句,如今利奥波德离席,尴尬便不请自来了。
当然,他从前倒也不是没处理过类似的局面,只不过今天他打算把打破尴尬的机会交给阿尔伯特,顺带着考察一下这位英国王夫候选人的个性。
对于阿尔伯特而言,这种场合并不算轻松。
尽管他从小就接受了严谨训练,也早已习惯宫中的繁文缛节,但是当他独自面对一位德高望重、深得堂姐维多利亚信任的政治人物时,这位年仅十八岁的萨克森-科堡青年还是难免有些拘谨。
但是,阿尔伯特一想到叔叔昨晚的嘱咐,在片刻的沉默之后,还是鼓起勇气抬起头来,轻咳一声,率先打破了凝滞的空气:“亚瑟爵士,我听说您曾经在哥廷根大学担任过学监?而且还担任过1833年《汉诺威宪法》的起草委员会的顾问?”
亚瑟听到阿尔伯特居然挑了这个话头,心里忍不住想要指责小兄弟不懂事。
因为如果沿着这个话题聊下去,说不准就得岔到坎伯兰公爵继任汉诺威国王后打算废除宪法的问题上。
亚瑟虽然对他废除宪法的行为很不满意,但是他并不打算公开指责,甚至他连私下往外透风也不情愿,毕竟这消息传出去对他也没什么好处。至少在眼下这个时刻,他暂时还不想要自由派的好名声。
亚瑟有意无意的引导着阿尔伯特:“没错,我确实在哥廷根大学担任过学监,虽然时间不长,但是那半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哥廷根大学以外,我还借机考察过不少德意志的大学。我记得……女王陛下好像对我说过,您是波恩大学的学生吧?”
阿尔伯特听到亚瑟说到他熟悉的事情,明显整个人都自信了不少,他挺直了腰杆,笑着回道:“没错,我是去年秋天进入波恩大学的,在学校里主修法律和哲学。费希特教授是我的哲学导师,施莱格尔教授负责对我们做文学方面的指导,罗马法和德意志法则是沃尔特教授的课程。”
不得不说,如果仅就这个教师阵容而言,波恩大学在法学和哲学领域的师资力量即便比之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也毫不逊色。
但亚瑟今天当然不是来攀比的,他只是想借此机会确认阿尔伯特是不是个喜欢惹麻烦的性格。
阿尔伯特见亚瑟认真听着,便不由自主地多说了几句,眼中也隐隐带上了几分少年人特有的纯真:“我最喜欢的是哲学课。费希特教授的讲授方式很特别,他不像其他教授那样拘泥于教科书,而是常常给我们举例子,让我们从现实出发,引导我们思考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有一次他提到‘权威合法性’的时候,还专门引用了您在《哥廷根讲义》里关于制度伦理的一段话……您或许已经不记得那段文字了,但我当时可是记得非常清楚。”
亚瑟听到这里,禁不住直挠头。
正如阿尔伯特所说的那样,他确实不记得他在《哥廷根讲义》里写过什么东西了。
要说起这份讲义,那本身就是一笔烂账。
身为哥廷根大学的电磁学教授,他在哥廷根压根就没有开过几堂电磁学课程。
反倒亚瑟是为了在法兰克福卫戍事件发生后安抚好学生,配合汉诺威政府引导社会舆论,让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宪法起草工作,所以在学校里开设了一门名为《制度与合法性导论》的课程。
而在这门课当中,亚瑟的一切论述基本都是围绕着法国大革命展开的,而他的核心观点无非就是:真正的自由与暴力不相容,只有通过和平的、宪法规定的自由才能实现。
总而言之,就是告诉学生们安分点别闹事,汉诺威的自由宪法已经在起草了。
但是,他实在是没想到,他的这份讲义居然都已经传到波恩大学去了,甚至还被费希特拿到课堂上引用。
这下子,亚瑟爵士在自然哲学界一直挺不直的脊梁终于在社会科学界支棱起来了。
阿尔伯特见亚瑟不好意思地挠头,不止没有笑出声,反而认真地从口袋里抽出一个小笔记本,那是他随身携带的学习摘录本。
“您或许已经不记得了,但我在您的讲义里抄下过这样一句话——安全不是统治的目标,而是合法性的前提。我们在费希特教授的哲学课上常常讨论国家权力的来源,霍布斯、洛克、卢梭……大家都能背得滚瓜烂熟。但我始终觉得他们的理论各有缺陷,要么太偏于抽象理性,要么就是对制度的运行缺乏真实理解。”
说到这里,阿尔伯特顿了一下:“但是您提出制度正当性必须建立在伦理权威与法律正义的统一之上,而且还用了英格兰1689年《权利法案》和1679年《人身保护法》的例子。我以前总以为英国的宪政体系靠的是习惯和绅士协商,但您让我认识到,那其实是在几百年的磨合中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制度伦理共识。”
亚瑟见他还打算继续说下去,已经与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并肩的亚瑟·黑斯廷斯爵士赶忙抬手打断道:“看来我那堂课的讲义……传播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广。不过假如您真的感兴趣的话,或许等我回到伦敦以后,可以把相关的讲义整理之后,邮到您的府上。”
阿尔伯特听到这话,顿时连连点头答应道:“那就麻烦您了。”
亚瑟一听这小子居然真要,心里也有些拿不准他是真喜欢还是在说恭维话,于是他干脆换了个话题道:“不过阿尔伯特殿下,哲学毕竟是玄之又玄的东西,如果只是读书,很容易陷入纸上谈兵的情景。我很好奇,您平日里除了读书和听课之外,还做些什么?别误会,我并不是在考您课外成绩,只是想知道您真正热爱的东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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