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码头 码头

第14章 码头 码头 (第1/2页)

澜州港的码头在周日午后的太阳底下晒得发白。近海航道上的货轮排着队缓缓进港，汽笛声每隔几分钟就响一次，低沉而悠长，在港区的水泥墙之间来回碰撞，撞碎了又被海风卷起来，往更远的锚地飘去。码头边上停着几艘卸完货的空船，缆绳系在铸铁缆柱上，被海风吹得吱吱作响，船身随着涌浪慢慢起伏，偶尔磕在码头护舷上，发出一声闷闷的撞击。
　　
　　老周头坐在最靠外的那根缆柱上。他背对港区，面向近海，旁边搁着一个已经凉透的蛋挞。蛋挞的酥皮被海风吹得微微翘起，边缘碎了几小块，落在缆柱的铁锈斑上，碎屑在风里轻轻晃动，但没有被吹走。他自己手里那半个已经吃完了，手指上还沾着酥皮渣，他把手指在工装裤上蹭了蹭，没有站起来。他膝盖上搁着那把左轮，枪管已经被海风吹凉了，上面的油光在太阳底下泛着一层淡蓝色，枪柄上那道磨得发亮的旧痕刚好对着他虎口的位置。
　　
　　阿耀从港区入口走进来，沿着码头边上的水泥路往前走。水泥地面被太阳晒得发烫，空气里飘着柴油和咸水的味道，混着码头工人刚卸完的那批鱼货残留的腥气。沈若琪跟在他身后，手里还提着那台刚修好的收音机，天线拔出来半截，正在播一首老爵士乐。萨克斯的调子在码头的水泥墙之间来回弹，和货轮的汽笛声叠在一起，时而盖过汽笛，时而被汽笛盖过。
　　
　　阿耀走到缆柱旁边，没有坐下。他低头看着那个凉透的蛋挞，酥皮被风吹得微微翘起，蛋挞心已经凝固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油脂。他记得小时候父亲带他来码头，每次都买两个蛋挞，自己吃一个，另一个搁在旁边。他问父亲为什么不吃，父亲说那是给别人留的。他那时候以为父亲是在等朋友，后来他才知道，父亲是在等老周头的信号。那个蛋挞不是留给老周头的，是留给自己的——如果老周头来了码头，父亲就知道第三区入口还在，就可以安心地把蛋挞吃完。如果老周头没来，那个蛋挞就会一直搁在缆柱上，直到凉透，直到被海风吹成碎屑。
　　
　　“你爹以前坐这根。”老周头拍了拍旁边的缆柱，铁锈在掌心里蹭出细碎的声响。他的手掌很粗，掌纹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垢，拍在铁锈上发出沙沙的摩擦声。“每回都是周六下午来。周六上午他在茶餐厅吃蛋挞，下午就来码头坐着。有时候坐一个钟头，有时候坐三个钟头，看货轮进进出出，什么都不干。我问他看什么，他说看船。后来我猜他是在等消息。”
　　
　　“什么消息。”
　　
　　“等我的消息。我跟他约好了——如果医院底下太平，我周六下午就来找他；如果出了岔子，我就不来。”老周头把左轮从腰间拔出来，搁在膝盖上，手指在枪柄上轻轻摩挲了一下。“他走之后，我每周六下午都来这里，坐同一个位置。他以前问我怎么知道他在码头，我说我没找他，我在等船。他不信，但他从来不追问。你们顾家的男人都不爱追问。该问的不问，该说的不说，什么事都自己扛。”
　　
　　阿耀看着那个凉透的蛋挞。他父亲离开澜州港之前，每周六下午都来码头。上午在茶餐厅吃蛋挞，下午在码头等老周头的消息，晚上回家教阿耀玩那个手指游戏。他以为父亲是在陪他玩，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在教他开锁。他以为父亲是在看船，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在等第三区的入口有没有被人发现。他以为父亲只是话少，后来他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
　　
　　“今天不用等了。”阿耀说。
　　
　　“知道。”老周头把左轮重新别回腰间，站起来。膝盖咔嗒响了一声，和他在配电室坐上那把折叠椅时的声音一模一样。他把那个凉透的蛋挞从缆柱上拿起来，端详了片刻，阳光透过蛋挞酥皮的裂缝照在他掌心里，然后他把蛋挞放回原位——还是搁在旁边那根缆柱上，和他父亲以前坐的位置一模一样。他拍了拍膝盖上的酥皮渣和铁锈末，说明天周六，跳蚤市场还要摆摊。收音机修好了没有。
　　
　　阿耀说修好了，蔡老板换了一根新天线，电源灯亮了。老周头点点头，说蔡老板以前也是码头工人，后来手受了伤，改行修电器，铺子里那些旧钟表全是以前码头工人送给他的。每个人的表都不准，因为码头工人的表从来不需要准——货轮什么时候到港，他们就什么时候开工，时间不是用来看的，是用来等的。他父亲那块旧怀表也是蔡老板帮忙修的，表盘发黄了，指针还走得很稳，秒针一格一格地跳。
　　
　　老周头从工装口袋里掏出那块旧怀表，打开表盖看了一眼时间。表盘上有一道细微的裂纹，从中心轴延伸到三点钟位置，像是摔过一次。表盖内侧贴着一张剪得很小的照片，是老周头年轻时在跳蚤市场拍的，照片上他蹲在摊位前面，背后是那棵榕树和华侨总医院的灰色大楼。阿耀认得这张照片——他父亲笔记本里也夹着一张同样的，两张照片是同一天拍的。老周头把表盖合上，放回口袋，说码头的风大，蛋挞凉得快。然后他转身往港区出口走去，背影在午后阳光下拖得很长。收音机里爵士乐换了一首，从小号变成了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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