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活着
第二章 活着 (第2/2页)“你听我说——”
“不，你听我说。”
我打断了她。
这是我第一次打断母亲的话。
“妈咪，我都知道的。”我的声音突然平静了下来，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我们家有着奇怪的诅咒，其实姐姐已经不在了吧。”
这句话我在心里排练了无数次——在每一个失眠的深夜，在每一次看到母亲对着姐姐的照片发呆的时候，在每一次父亲叫错我的名字的时候。
我知道姐姐不在了。
不是去了乡下，不是去了外地读书，不是去了任何一个可以回来的地方。她是真的、彻底地、永远地不在了。
而我，也快了。
母亲的身体僵住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只发出一声细小的、类似于呜咽的声音。
“你姐姐她……”她的声音碎成了几片，“她走的那天，让我好好照顾你。”
“她说了什么？”
“她说——”母亲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沿着脸颊的弧度，汇入下巴，“她说，‘妈咪，对不起，我不能陪着你了，你帮我好好照顾柠柠，让她替我多活几年。’”
多活几年。
苏滢，你可真会给我压力啊。
我苦笑了一下，眼泪却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它们来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控制，就那样肆无忌惮地、铺天盖地地淌满了整张脸。
“妈咪，对不起。”我也开始道歉，为刚才那句“谎言”道歉，为我的愤怒道歉，为我即将到来的死亡道歉。
母亲摇了摇头，把我搂进怀里。她的怀抱很瘦，肋骨硌着我的脸颊，但很温暖。她的心跳隔着一层薄薄的皮肤传过来，咚，咚，咚，每一下都带着一种近乎固执的力量。
“别说对不起，柠柠，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但我活不长。”
“那就活好每一天。”
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坚定，坚定得像一个在暴风雨中掌舵的人——风浪再大，她也不会松手。
我们在病房里抱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阳光从白色变成了金黄色，久到走廊里的脚步声从密集变成了稀疏，久到心电监护仪上的数字从97降到了78。
最后是护士推门进来，打破了这片沉默。
“苏柠，量个体温。”
护士是个年轻的女孩子，二十出头，圆脸，说话的时候喜欢笑。她把体温计递给我，夹在腋下，然后看了一眼心电监护仪，在病历本上记了一笔。
“三十七度二，退烧了。”三分钟后，她抽出体温计，对着光看了看，“王主任说下午就可以出院了，回去好好休息，别太劳累。”
“出院？”我有些意外，“这么快？”
“嗯，你的情况……目前还算稳定。”护士的笑容僵了一下，职业性的那种僵，像是嘴角被一根看不见的线扯了一下，“回去注意饮食，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少熬夜。”
她说完就推着车走了，走得太快，白大褂的衣角带起了一阵风。
我知道她为什么走得那么快。
因为她不忍心。
不忍心看着一个十七岁的女孩，被医生用那种“孩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语气宣判。
母亲开始收拾东西——把牙刷毛巾装进一个布袋子里，把没吃完的水果装进塑料袋里，把床头柜上那束已经开始打蔫的百合花抱起来，犹豫了一下，又放下了。
“妈咪，那花不要了？”我问。
“带着吧，还能放两天。”她把花插进一个矿泉水瓶里，瓶子里灌了水，花瓣上还沾着露珠，“你姐姐以前最喜欢百合花。”
我“嗯”了一声，没有再说话。
中午的时候，父亲来了。
他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脚上是一双凉拖鞋——他忘了换鞋。头发乱糟糟的，像是被风吹过，又像是被手抓过。
“柠柠。”他叫了我的名字，这次没有叫错。
“爸。”
他走进来，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拧开盖子，一股鸡汤的香味弥漫开来。汤面上浮着一层金黄色的油光，有几颗枸杞和红枣在汤里翻滚。
“你妈炖的，早上出门前炖的，炖了三个小时。”他说着，舀了一碗汤，递到我面前。
我接过碗，喝了一口。汤很烫，烫得舌尖发麻，但很好喝，是母亲的手艺——咸淡适中，放了姜去腥，还有一点点料酒的香气。
“好喝。”我说。
父亲笑了一下，笑得很浅，眼角堆起几道褶子。他站在床边，两只手不知道放在哪里，最后插进了裤兜里。
“爸，你坐。”我拍了拍床边的椅子。
他坐下了，坐得很规矩，腰板挺得笔直，像是在开出租车的时候等红灯——身体是静止的，但眼睛一直在动，看看我，看看监护仪，看看窗外，又看看我。
“爸，你今天出车了吗？”
“没有，请假了。”
“请假扣钱吗？”
“扣。”他顿了顿，“没事，钱不重要。”
我突然很想哭，但忍住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哭了，母亲会哭，父亲也会哭——虽然他一定会忍着，但他的眼睛会红，喉结会动，然后他会假装去上厕所，在洗手间里待很久。
所以我笑了。
“爸，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上次我多要一百块零花钱，你可唠叨了我三天。”
父亲被噎了一下，嘴角抽了抽：“那……那不是怕你乱花钱嘛。”
“我现在不乱花了，你再给我一百？”
“……”父亲无奈地看了母亲一眼，母亲在旁边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眼角还挂着泪，但嘴角已经翘了起来。
“给她吧。”母亲说，“今天是她生日。”
父亲从口袋里掏出钱包，翻了翻，抽出一张一百的，递给我。钱包里空空的，只有几张零钱和一张加油卡。
我把一百块叠好，塞进枕头底下。
“谢谢爸。”
“嗯。”父亲别过头，假装在看窗外。
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对面的住院楼上，那些窗户一格一格的，像蜂巢。每一格里都住着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人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跟“活着”有关。
我突然觉得，活着这件事，其实挺奢侈的。
下午两点多，王主任来查房了。他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白大褂的左胸口别着一支笔，口袋里塞着好几张便签纸。
“苏柠，感觉怎么样？”他拿着听诊器，放在我胸口听了听，“深呼吸。”
我深吸了一口气，胸腔鼓起来，听诊器的金属头冰凉的，贴在皮肤上像一小片冰。
“很好，再吸一口。”
我又吸了一口。
王主任收起听诊器，在病历本上写了几行字，字迹潦草得像医生的专用字体，我一个都认不出来。
“目前心功能还算正常，但你要注意，不能剧烈运动，不能熬夜，不能感冒。”他合上病历本，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是同情，是无奈，还有一种“我已经尽力了”的坦然。
“王主任。”我叫住他，“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你问。”
“我……还有多久？”
病房里安静了三秒。
母亲的手攥紧了被单，指节发白。父亲的呼吸声变重了，像是被人按住了胸口。
王主任沉默了一会儿，把病历本放在膝盖上，摘下了眼镜，用白大褂的衣角擦了擦镜片。这个动作他做得很慢，像是在拖延时间。
“苏柠，这个问题……”他把眼镜重新戴上，“我不想给你一个具体的数字。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快，有的人慢，有的人……”
“王主任。”我打断了他，“我想听实话。”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母亲一眼。母亲微微点了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掉下来。
王主任叹了口气。
“根据你姐姐的情况，结合你目前的检查结果……大概还有一年左右。”
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
八千七百六十个小时。
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分钟。
这些数字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然后“砰”的一声，碎成了粉末。
“当然，这只是一个估算。”王主任补充道，“如果你保养得好，心态好，积极配合治疗，也许会更——”
“更久？”我替他完成了这句话。
“……对。”
他说“对”的时候，眼神闪了一下。我知道他不相信自己说的话，但他需要一个“对”字来维持一个医生的体面，来维持一个成年人对一个十七岁女孩的善意谎言。
“谢谢你，王主任。”我笑了一下。
王主任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推门走了。
他走之后，病房里陷入了漫长的沉默。
母亲坐在床边，低着头，双手交握在膝盖上，拇指不停地搓着食指的关节——那是她焦虑时的小动作。父亲站在窗边，背对着我们，肩膀微微耸动着，他在看窗外，但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堵灰色的墙。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把那句“大概还有一年左右”翻来覆去地嚼了很多遍，嚼到最后，那句话变成了一颗没有味道的口香糖，黏在舌尖上，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一年。
一年能做什么？
读三百六十五篇课文？看五十部电影？听一千首歌？吃三百六十五顿早餐、午餐和晚餐？
或者，像苏滢一样，在病床上躺十一天，然后被一张白布盖着推出去？
不。
我不要那样。
我不要像苏滢一样，在ICU里度过最后的日子，身上插满管子，嘴里塞着呼吸机，连一句遗言都说不完整。
我要出去。
我要去学校，要去逛街，要去吃所有想吃的东西，要去看所有想看的风景。我要在活着的时候，像一个活着的人一样活着，而不是像一个病人一样等死。
“妈咪。”我翻身坐起来，动作太猛了，眼前黑了一秒。
“怎么了？”母亲立刻抬头，身体前倾，随时准备扶我。
“我想去学校。”
母亲愣住了。
“王主任说了，不能剧烈运动，不能——”
“我不是去运动，我是去上课。”我打断她，“妈咪，这是我最后的愿望。”
最后的愿望。
这五个字像五把刀，一把一把地插进母亲的胸口。她的脸白了一瞬，嘴唇抖了抖，然后慢慢地、艰难地点了点头。
“好。”
“还有，我想住校。”
“不行！”这次是父亲。他猛地转过身来，眼眶是红的，但没有泪痕——他没哭，他只是红了眼眶，像苏家所有的男人一样，“你不能离开家，你妈妈得照顾你，你不能——”
“爸。”我看着他，平静地说，“我想和其他同学一样。”
这句话像一颗子弹，击中了父亲的某个要害。他张了张嘴，所有的反驳都卡在喉咙里，变成了一声沉闷的、几乎听不到的叹息。
“即使……我就只能活一年了。”
病房里安静得能听见心电监护仪的声音。
嘀——嘀——嘀——
每一“嘀”都是一秒，每一秒都在流逝，每一秒都在把我推向那个不可逆转的终点。
母亲走到父亲身边，握住了他的手。他们并肩站在窗前，阳光从他们身后照进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对面的白墙上，像两个紧紧依偎在一起的问号。
“好吧。”母亲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很轻，但很清晰，“你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