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章：第一把火稳定人心锚
第142章：第一把火稳定人心锚 (第1/2页)1995年初冬的北京，西伯利亚寒流裹挟着沙砾掠过长安街，一路向东扑向红星第二服装厂。
这座盘踞在东郊工业区的老厂房，曾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华北纺织业的标杆——
上世纪70年代，它生产的“燕山牌”的确良衬衫凭耐穿挺括的特质，占据北方供销社60%的货架；
80年代，其改良版中山装成为机关单位、国企职工的标配，车间里28台德国进口缝纫机日夜轰鸣，鼎盛时年利税突破800万元，奖状贴满整整一面荣誉墙。
而如今，这一切都被时代转轨的尘埃覆盖：厂区主干道的柏油路开裂，露出底下的碎石；车间里半数机器蒙着厚厚的防尘布，金属部件在潮湿空气中锈出暗红斑纹；
斑驳墙体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红色标语，被雨水冲刷得只剩模糊轮廓，唯有梧桐树梢悬着的冰凌，在惨淡日光下折射出锐利而脆弱的光，像极了这家老厂的命运。
彼时，中国正处在国企改制的深水区。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4至1995年间，全国共有近3万家国有工业企业启动改制，其中70%面临设备老化、产能过剩的困境，近千万职工面临下岗、转岗的命运。
红星二厂便是其中之一：
连续三年亏损，负债达1200万元，238名职工已有半年未足额领到工资，原厂长带着技术骨干跳槽后，留下的只剩陈旧的生产线和一片惶惑。
当林凡——
这位年仅三十五岁、名下“笑笑宝贝屋”童装店刚在京城站稳脚跟的年轻商人，以承担全部债务、保障职工基本工资的条件接下这个“包袱”时，不仅厂区职工议论纷纷，就连行业内也一片哗然：
“一个做童装零售的毛头小子，想盘活老国企？怕不是来捡便宜的！”
所有人都预判会迎来一场“减员增效”的资本清洗——
毕竟同期北京另一家国营针织厂改制时，新老板第一时间裁掉了40%的老职工，引发了长达半个月的停工。
然而，交接头三天，林凡的举动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他没踏进装修一新的厂长办公室半步，反而终日“扎”在弥漫着机油与棉絮味的车间里：
清晨七点就戴着安全帽出现在车间门口，指尖抚过生锈的齿轮，感受着金属冷却后的僵硬；中午和工人挤在食堂，捧着搪瓷碗听他们抱怨工资拖欠、子女入学难；
傍晚蹲在厂区花坛边，看老工人摩挲着工具柜里的剪刀与皮尺，眼神里满是不舍。
三天下来，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不仅有设备型号、生产流程，更有每个职工的工龄、技能特长甚至家庭困境。
他渐渐洞悉了比设备老化、债务高企更棘手的症结——
那是一种浸透骨髓的“人心慌”，是238名职工在命运悬而未决时，用沉默、审视与叹息织成的无形壁垒。
58岁的王师傅是厂里的老缝纫工，从18岁进车间算起，三十年光阴都耗在了缝纫机前。
他的右手食指因为常年顶针引线，结着厚厚的老茧，那把德国产的裁缝剪刀被他磨得锃亮，刀刃上还刻着自己的名字。
得知工厂改制，他连续几夜失眠，枕头下压着全家的户口本——
老伴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儿子刚考上大学，全家就靠他每月三百多元的工资糊口。
“新老板肯定要裁掉我们这些老家伙，”他私下里跟老伙计们叹气，“我这手艺除了做衣服啥也不会，真下岗了，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
说着便摩挲着剪刀，指腹蹭过冰冷的金属面，像是在守护最后一丝尊严。
质检主任张桂兰今年45岁，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1985年刚进厂就参与制定了检验手册。
那本泛黄的手册被她用塑料皮包裹着，纸页上的折痕如眉间的沟壑般深重，每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可如今，市场上的童装、休闲装要求更灵活的检验标准，而她手里的手册还执着于“针脚密度每厘米不少于8针”“衣长误差不超过0.5厘米”的老规矩。
“现在的年轻人都爱穿宽松款、个性款，”
她拿着一件市场上流行的牛仔外套，对着手册反复比对，眼神迷茫，
“新老板要是换了新设备、新标准，我这十几年的经验不就成了废纸？”
就连22岁的年轻学徒小李也躲在墙角窃窃私语。
他是三年前从纺织技校毕业的，学的是传统缝纫工艺，最擅长做中山装的翻领裁剪。听说新老板要引进进口电脑缝纫机，他心里直打鼓：
“我只会用脚踏缝纫机，电脑操作一窍不通。之前隔壁针织厂改制，好多年轻学徒因为不会用新设备被辞退，我可不想刚上班就失业。”
他的工具包里还放着技校的毕业证书，照片上的小伙子笑容青涩，如今却满是焦虑。
这种集体性焦虑并非红星二厂独有。
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记载，1995年国企改制过程中，有34.7%的企业出现职工抵触情绪，28.2%的企业因职工担心失业而导致生产效率下滑，
部分企业甚至发生设备被故意损坏、生产原料丢失的情况。
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软阻力”，比财务报表上的赤字更具破坏力——
设备可以更新，债务可以偿还，但人心散了，再先进的生产线也难以运转。
林凡站在车间中央，
看着那些沉默的背影、警惕的眼神，忽然明白：
要盘活这家老厂，首先要焐热一颗颗冰凉的心。
林凡比谁都清楚，红星二厂这潭死水，早已被三年连续亏损、两次改制失败的寒意冻成了坚冰。
三个月前，原厂长卷款跑路的消息像寒流席卷厂区，留下的是拖欠两月的工资、堆积如山的滞销库存，还有238颗在迷茫中逐渐冷却的心——
老工人担心工龄清零，年轻人琢磨着跳槽转行，就连市国资委牵头的改制方案，也因职工的集体抵触三次搁浅。
要融化这层冰，空洞的口号毫无意义，唯有把信任的根系扎进最贴近工人的现实土壤。
他拒绝了办公楼里铺着猩红地毯的会议室——
那地方曾见证过太多空头承诺，如今只剩斑驳墙皮和职工们的抵触情绪。
林凡的选择是一号车间，这座1985年建成的厂房，不仅诞生过1996年市级优质产品金奖，更承载着三代红星人的青春：
老技工们在这里度过了半辈子，年轻女工的母亲或许也曾在同一台机器前缝纫。
车间中央，三台1998年出厂的老式平缝机静静矗立，漆皮剥落如岁月的鳞片，却被工人们下意识擦拭得锃亮——
即便工厂濒临倒闭，这些“功勋设备”仍是他们心中的精神图腾，刻录着红星厂年产300万件童装、占据北方市场12%份额的辉煌过往。
台下，238名职工站成一片灰蓝色的海洋，工装袖口磨得发亮，却依旧整齐。
62岁的王师傅攥着印有“1998年度先进生产者”的搪瓷杯，指节因常年踩缝纫机而变形弯曲，杯沿被牙齿咬出浅浅的凹痕——
他在这里干了40年，亲眼见工厂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上个月刚给儿子凑齐婚房首付，就怕失业断了月供。
24岁的小敏绞着衣角，睫毛上沾着细碎的绒毛，她刚进厂两年，每月3800元的工资要还房贷、养重病的母亲，前几天已经偷偷投了五家服装厂的简历。
空气凝固如未干透的水泥，唯有此起彼伏的呼吸声在空旷车间里交织，夹杂着几声压抑的咳嗽，连窗外的麻雀都不敢高声鸣叫。
“老师傅们，工友们，我叫林凡，首先是个想给孩子做件好衣服的父亲。”
清亮而坚定的声音如春雷炸开沉寂，没有麦克风，林凡的声音却顺着车间的梁柱回荡，每个字都像带着温度的石子，撞击在众人心坎上。
他向前走了两步，停在***师傅的工位旁——
那台老式平缝机的针板上，还留着昨天缝制的婴儿口水巾样品。
“昨天，我蹲在这里看了整整一下午，李师傅的针脚密度达到每英寸16针，误差不超过0.1毫米。”
林凡举起样品，阳光透过高窗落在细密的针脚上，
“大家可能不知道，现在国内童装行业的平均针脚密度是10-12针，燕莎、SKP里的国际品牌，最高标准也才12-14针。
李师傅的手艺，比国际大牌还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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